罗椅

 罗椅，字子远，号涧谷，庐陵产也。少年以诗名，高自标置。尝以诗投后村，有“华裾客子袖文过”之句，知其为巨富家子也。壮年留意功名，借径勇爵，捐金结客，驰名江湖。时方尚程朱之学，于是尽弃旧习而学焉。然性理之学，必须有所授，然后名家，于是尊饶双峰为师。时四方从之者数百，类多不能文之人。子远天资素高，又济之以性理之学，竟为饶氏高弟，其实欲盖陶、猗之名也。未几以李之格荐，登贾师宪之门。久之， 贾恶其不情，心薄之。时在江陵，值庚申透渡之事，遂去贾往维扬，依赵月山。遂青鞋破褙，蓬头垢面，俨然一贫儒也。月山得其衔袖之文，甚喜；遂延之教子，宾主极相得。未几，师宪移维扬，月山仍参阃幕。一日话间，云：“儿辈近得一师，善教导，盖庐陵罗兄也，才美可喜，但一贫可念也。”师宪先廉知为子远，绐月山云：“好秀才，能教子弟，极难得，愿见其人。”月山遂拉子远出见，师宪为之绝倒。月山茫然， 问所以。师宪曰：“此江西罗半州也，其家富豪十倍於我辈。执事高明，乃为所欺耶？”月山甚惭。子远知踪迹已露，遂告别而去。既而登丙辰第， 以秉义郎换文林，为江陵教，又改潭教。潭之士闻其来，先怀轻侮之意。及至，首讲《中庸》,亹亹可听，诸生乃无语。及宰赣之信丰，登畿为提辖榷货务。贾师宪既知其平生素诡诈，不然之，久而不迁。至度宗升遐，失于入临，于是台评论罢而去。饶双峰者，番阳人， 自诡为黄勉斋门人，于晦庵为嫡孙行。同时又有新淦董敬庵、韩秋岩，皆为双峰门人，子远与之极相得，互相称道。及世变后，道学既扫地，董、韩再及门，则子远不复纳之矣。董、韩亦行怪者，俱不娶。双峰死，二君匍匐往哭，缟素背负木主。每夕，旅邸辄设位，奉木主哭临之。旅主人皆患苦之。及道由抚州，黄东发震，时为守，津吏报云：“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。大哭而去，行止怪异，不知何人。”东发闻之，即往迎之，亦制服于郡厅设位，三人会哭，俱称先师之丧。及自石洞回，东发聘董为临汝堂长，书币极厚。留韩郡斋。盖一时道学之怪，往往至此。时人有言云：“道学先牌人欲行。”董敬庵，淦之浮薄者，乡人呼为董苟庵。韩自诡为魏公之裔，僻居蔀屋，而榜帖则必称本府。常语朋友云：“先忠献王勋德在国史，先师文公精神在《四书》,诸贤不必对老夫说功名，说学问。”以此往往为后生辈所讥云。
 周密是宋末元初的爱国词人、学者。南宋灭亡时，周密正寓居杭州癸辛街，著书以寄愤，《癸辛杂识》因以得名。该书分前、后、续、别四集，凡四百八十一条。记述的内容相当广泛，是宋代同类笔记中卷帙较多的一部。
 本篇选自《癸辛杂识》续集。作者绘声绘色地塑造了罗椅一类“道学君子”们的群像。他们“富贵不知乐业，贫穷难忍凄凉”,假道学之名，求爵禄之实。作品以辛辣的笔调把这类人物沽名钓誉的虚伪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 罗椅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。尽管道学家是作者揭露讽刺的对象，但他绝不简单地否定或作廉价的说教，而是浓墨重彩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去描摹罗椅的形象，使其在读者面前逐渐清晰、立体地凸现出来。让读者在道学家们生动具体的行动中去体味他们的虚妄和荒谬，从而受到影响和感染。
 道学家并非酒囊饭袋。罗椅“少年以诗名”,他“天资素高，又济之以性理之学，竟为饶氏高弟。”他也曾“登丙辰第，以秉义郎换文林，为江陵教，又改潭教。”他“首讲《中庸》,亹亹可听”。如果是胸无点墨之徒，一味欺世盗名，便无由得逞，正因他们尚有些“资本”,所以更具欺骗性。然而罗椅做学问是要“留意功名”,为“名”,他不惜奔走钻营“借经勇爵，捐金结客。”当程朱理学大兴，为“名”,他“尽弃旧习而学焉”。因为“必须有所授，然后名家，于是尊饶双峰为师。”由此可知他是个贪图功名而不择手段的人。当他终于被荐到权相贾似道门下时，贾似道看不上他，而“心薄之”,他也就借元兵渡淮入侵——“庚申透渡之事”,贾似道将兵逃窜的机会，离开了贾似道。原本是富甲一方之子，却装扮得“青鞋破褙，蓬头垢面，俨然一穷儒“又投奔到贾似道僚属的门下，希图有所进。阴谋被贾似道揭穿，只得告别而去。以此看来，他是个寡廉鲜耻的人；他凭文才考中进士，“登丙辰第”。当教官，学生们听说他来，“先怀轻侮之意”,他却能不以为意，仍“首讲《中庸》”致使“诸生乃无语”。少年时以诗名便“高自标置”,这时他终于靠钻营当上了京城地区的税务官。以此观之，他是个狂傲自大，猥琐低贱的人；当道学大兴时，罗椅与同为双峰门人的董敬庵、韩秋岩“极相得”。而当“道学既扫地”之后，董、韩再“及门”他竟然能闭门“不复纳矣”。分明是个背弃朋友，无情无义的人；终于他因皇帝丧事有失礼仪而被罢黜。至此，罗椅作为道学家的典型，其丑恶虚伪被作者一层一层剥得体无完肤呈现在读者面前。作者象一位高明的外科医生，剖开道学家华丽的外表，把扩散在他们五脏六腑中的毒瘤展示给读者。
 多侧面的描写并不限于对罗椅这一个体的塑造，还表现在对于“道学家”群体的塑造上。如果说罗椅是被解剖开来，使人洞见道学家心肝五脏的个体的话，那么对饶双峰、董敬庵、韩秋岩、黄震等人的描写，则是显微镜下对道学家群体的几个细胞的放大。
 饶双峰为了自我标榜，攀龙附凤，“自诡为黄勉斋门人”,黄是朱熹的弟子和女婿，这样论起来，自己“于晦庵(朱熹)为嫡孙行。”董、韩二人行为更怪。饶死，二人背着他的木头牌位，每到一处旅店便设位而哭。黄震时为抚州守，“闻之，即往迎之”,“于郡厅设位，三人会哭”,之后，董被聘为“临汝堂长”,薪水“极厚”,韩也被留郡斋。相互标榜，相互照应，一群狗苟蝇营之徒。对韩的描写令人捧腹，他“自诡为魏公之裔”,这且不说，明明“僻居蔀屋”。可在名帖上却要称“本府”。故意把与自己不相干的忠南王和朱熹拉作自己的祖先和“先师”来抬高自己的身价。明明趋名趋利之徒，却假装清高说“诸贤不必对老夫说功名，说学问。”仅一句话，便写尽了道学家的虚伪。
 多侧面的描写，加深了读者对道学家的认识，象多棱镜分析出七彩光谱一样，把他们的种种丑行和盘托出，作品从头至尾没有作者的评论，仅在最后借“乡人”之口，对道学君子们表示了鄙夷，“董敬庵，淦之浮薄者，乡人呼为董苟庵”,韩秋岩“往往为后生辈所讥”。读至此，作者的态度昭然，读者的认识也逐渐与作者趋于一致。
 通篇采用散文结构，并不以一人一事贯穿始终，而是在揭露道学虚伪的主旨下，写人记事， 自由挥洒，全不受小说形式的限制。行文生动活泼，或叙述，或形容，或记述语言，或描摹外貌，无不维妙维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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